译论 | 蓝红军：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 (1987-2017)

关键词：翻译学;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 30年; 成绩; 建议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翻译学创生的关键时期, 有过多次学科史标志性事件。作为最早以“翻译理论”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 1987年“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和青岛召开。这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翻译学和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吹响了学科建设的集结号, 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自此, 翻译学者明确目标、汇聚力量, 整体展现出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 中国译学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的30年构成了我国翻译学发展的“大时代”。翻译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遇,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对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翻译学学科身份已然确立, 学科环境得到改善, 人才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学科显示度和社会认可度逐步提高, 翻译学成为了我国教育规制中最具吸引力的学科之一。翻译学术研究也发展迅速, 学术队伍逐渐扩大, 研究空间不断拓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变得深入, 中国翻译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慢慢显现。根据方梦之 (2016) 的统计分析, 中国在当今全球翻译研究的大致格局中已经不再落后, 而开始跻身于先进的行列。

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理论建设始终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翻译学的发展有赖于也表现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然而谈及翻译理论, 我们总是习惯“一是只看国外, 二是只认我们自己那些已作古的权威” (杨晓荣, 2004:41) 。对于自己的理论建构, 我们似乎容易产生一种“乏善可陈”的感觉, 事实果真如此吗?面对过去30年我们的理论研究所得, 夜郎自大固不可取, 但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 以客观的态度对已有理论建设情况进行批判性整理和反思, 有益于更好地确立下一阶段理论建设的目标和理论发展的合理路径。鉴于此, 本文拟管窥30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 并尝试提出些许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30年来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成绩

3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 翻译学学科理论研究

学科理论是关于学科性质、对象、目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内容结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系统性认识, 是学科确立和发展需解决的前提性理论知识, 它为学科学术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路线图。我们知道, 人类翻译历史悠久, 但20世纪上半叶之前,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翻译研究都没有超越人文主义范式所关注的范围, 没有以追求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为发展目标, 人们从未从理论层面论证翻译及其研究可成为一门学科。

奈达 (Eugene Nida) 的《翻译科学探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 被威尔斯 (Wolfram Wilss) 等翻译理论家视为现代译学的起源 (2001:51) , 但该书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分析, 实际上还是将翻译学置于应用语言学的附属地位加以讨论的。费道罗夫 (1953) 、卡特福德 (J.C.Catford) (1965) 、穆南 (Georges Mounin) (1963) 、巴尔胡达罗夫 (1975) 、威尔斯 (1982) 、纽马克 (Peter Newmark) (1981) 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关翻译研究的理论观点, 甚至专门讨论了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 但都没有系统阐述何为翻译学, 没有解决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于语言学或文艺学之外的一门学科所需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1972年霍姆斯 (James Holmes) 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提出了对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性质、研究范围以及结构划分的构想, 该文“被普遍视为翻译学的创建宣言”(Gentzler, 1993:92) , 成为了翻译学的奠基性作品, 该文于1988年纳入霍姆斯生前文集《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之后才真正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我国, 上世纪早期就出现了“译学”一词, 50年代初就有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80年代后期学者们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 并开展了一次为期多年的关于应否、能否以及如何建立翻译学的大讨论。学者们 (如金隄, 1987;吴明华, 1989;徐盛桓, 1989;杨自俭, 1989;范守义, 1993;刘重德, 1995;张南峰, 1995/1998;许钧, 1996/1997/2001;张柏然、姜秋霞, 1997;杨自俭, 2002等) 发表文章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译学设想, 黄振定 (1998) 、彭卓吾(2000) 、赵彦春 (2005) 、吕俊、侯向群(2006) 等出版了以“翻译学”为题名的专著, 讨论翻译学的根本性质及其理论特征, 提出学科机体框架构想, 指出学科范式的划分等。虽然学者们对翻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 但经过论争和论证, 学界对于翻译学是一门学科达成了共识, 对翻译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互关联, 有关翻译的知识层次、结构和来源有了基本的了解。这场学科大讨论有着中西互鉴的视角, 但并非是按照西方学者提出的框架进行的, 中国学者的观点主张、思维方式和理论来源迥异于西方学者, 属于我们自己对翻译学学科理论的构建。

“翻译学”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如劳陇, 1996;张经浩, 1999) , 面对质疑, 王东风、楚至大 (1996) 、刘重德 (2000) 、穆雷 (2000) 、贺微 (2000) 、韩子满 (2000) 等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论辩使得“翻译学”的概念内涵变得更为清晰, 学科性质也更加明确。在对翻译学进行倡议、论证和辩护的学者中, 谭载喜是颇具影响力的一位, 他先后发表了《必须建立翻学》 (1987) 、《论翻译学的途径》 (1987) 、《论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 (1987) 、《试论翻译学》 (1988) 、《翻译学与语义》 (1991) 、《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 (1995)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1998) 等十多篇论文, 并出版了《翻译学》 (2000) 专著, 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建立翻译学的重要性、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内容、学科研究目的、范围、任务和方法等, 对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许钧, 2000:2) 。《翻译学》是过去30年我国译学理论研究当之无愧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学科体系是对学科研究现状的分类描写, 也是对研究领域的预先设定。进行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是为了明确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图谱中的位置, 论证学科必要性和可行性, 规划学科建设蓝图, 它反映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学科意识, 解决的是学科属性和学科结构问题。30年过往, 翻译学走过了创生之路。学者们围绕学科基本问题展开的讨论为翻译学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作为这场学科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总结, 许钧、穆雷 (2009) 主编了《翻译学概论》, 这是我国翻译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成为了译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记。如果说霍姆斯的一篇文章为翻译学在世界范围内立了名, 那么中国翻译学者通过集体的努力为译学在中国“立命”进行了理论确证。

(二) 翻译基本理论研究

学科既是教育规训体系, 也是由理论概念和范畴构成的知识体系。学科的确立和发展需要 (或者说更需要) 厘清学科元初概念、探索该概念对象的基本问题。翻译学的元初概念即翻译, 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首先基于人们对翻译何以存在的认识。对何为译、译何为、为何译、如何译等基本问题的回答既是翻译研究的终极目标, 也是翻译学整个研究体系得以展开、理论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和基础。

古今中外学者从未停止过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从我国古代“案本”、“求信”的辨证观, 到近现代“信达雅”的矛盾统一, 从“五失本三不易”的操作规定, 到“神似”、“化境”的效果追求, 我国传统译论一直较为重视对“如何译”的探讨。西方译学从西塞罗的“演说家式的翻译”、泰特勒的“三原则”, 到奈达的“功能对等”, 从“翻译即征服”和“翻译即阐释”, 到“改写论”和“多元文化系统论”, 各种翻译理论也一直围绕着翻译的基本问题来建构。正因西方学者的关注范围从“如何译”扩展到了“何为译”和“译何为”, 西方译论得以发展得更为丰富多彩。

过去的30年, 我国翻译学者秉承传统, 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辜正坤 (1989) 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该论构建了一个由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构成的翻译标准体系, 打破了自古以来人们追求普适各种文体、各种情境的单一标准观, 标志着译学界对翻译标准的认识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西方译论的影响下, 学者们对翻译的讨论扩大到了翻译本体、翻译客体、翻译主体、翻译受众、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等, 既对翻译的语言符号转换、社会话语实践, 以及心理思维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也致力弄清翻译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其矛盾所在, 形成了多样化的翻译理论认识。过去30年间, 译学理论研究的关切点发生过多次变化, 学者们曾先后就语言的可译性 (如陈登, 1996;邱懋如, 2001;王宾, 2001、2004)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如黄振定, 1998;方克平, 1999;劳陇, 2000) 、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如孙致礼, 2002;王东风, 2002;刘艳丽、杨自俭, 2002) 等话题展开争鸣。《上海翻译》于2003年发起了一场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讨论, 许渊冲、杨自俭、孙致礼、郭建中、王宏印、吕俊、王东风、张经浩、毛荣贵等参与了论争, 共发表论文18篇, 该讨论大大推进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类别、功能、来源的认识, 构成为了我国译学史的一个事件。

过去的30年, 各种西方译论纷至沓来, 我们惊眩于西方学者的成就, 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成果。孙艺风 (2004) 的《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就是值得年轻学者认真学习的理论著作。作为新时期我国从事翻译基本理论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孙艺风深入地研究了翻译的本质问题, 在话语、文本、文化等方面揭示了翻译的特质, 其专著《文化翻译》 (2016) 和系列论文对翻译的主体意识、译者的文化使命、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策略、翻译的多元之美、翻译的距离、翻译的暴力等理论话题进行了探索与阐释, 其理论作品描述问题准确、透视深邃, 观点新颖、论证严密。

论及中国学者对翻译进行的哲学层面的探讨, 许钧的系列理论著述不容绕过。作为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先行者, 许钧30年前发表了《论翻译的层次》 (1987) 一文, 提出并论述了译学界之前从未涉及过的一个主题—翻译的基本层次: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审美层次。对于当时中国译学的关注视野而言, 该文极具时代开拓性。它标志着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转型, 即由对传统译论中源自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的理论话题的讨论, 转向对现代译论中基于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话题的关注, 由偏重意念感悟、蕴涵丰富灵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言说方式, 转向概念边界清晰、结构完整严密、对现象作整体把握的理论建构方法。以翻译层次论为起点, 许钧对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他于1998年发表《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 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层面分析了制约、影响翻译活动的多种因素, 讨论了“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之间的矛盾关系。该文启发了译学界以系统的、社会的、发展的眼光去剖析翻译的可行性, 将翻译的本质置于一个翻译主体与环境、观念与能力、利益与伦理等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中去进行思考。在过去的30年间, 许钧发表了诸多重要的论述, 《翻译论》 (2003) 是其中跨时代的经典之作, 国际著名译学期刊Meta于2007年刊出了对该书的评介。在该著中, 许钧以中西比较、古今参照与学科互鉴的方法把对翻译基本问题的单项思考引向整体阐发, 把对翻译活动进行内部的、纵向的微观分析引向内外联系的、动态的宏观考察, 把对翻译的语言符号层面的研究引向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作为“理论的先锋” (吕俊, 2004:64) , 该书论述了翻译的本质、过程、意义、因素、矛盾、主体、价值与批评, “破解了译学七大难题” (伍小龙、王东风, 2004:52) , 是对翻译基本问题的一次全方位的检视。

当翻译学得以正名之后, 学科理论体系渐趋稳定, 但围绕翻译本质的研究将不断深化。翻译学在我国的发展始终与学者们不断推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 翻译的主体、主流对象、工具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变, 翻译现象也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这客观地要求研究者对翻译本质进行新的思考。2014年, 谢天振呼吁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 《中国翻译》于2015年、2016年组织了重新审视何为翻译的系列讨论, 推进了学界对翻译基本问题的多样化思考, 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发展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这是翻译学对自身学科逻辑起点的一次反思, 是新时期学科走向多样化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的标志。

(三) 跨学科翻译理论研究

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在承认学科间差异的基础上打破学科界限, 通过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与融合以实现创新发展。它是一门学科拓展学术空间、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 (邹农俭, 2007:2) 。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的、综合性的学科, 其本质上要求不断地进行跨学科理论探索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过去的30年里, 中国翻译学者在跨学科研究中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作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交叉与融合, 谢天振的译介学就是翻译学跨域拓展的重要成果。“译介学”是我国文学界和译学界都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 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合适的术语来表达, 这足以体现出译介学理论的原创性。1997年, 谢天振在合著《比较文学》中专章讨论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以及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等主题, 其后又在《译介学》 (1999) 、《译介学导论》 (2007) 等专著中对译介学的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作了全面的阐述。译介学不同于传统的翻译研究, 后者主要回答翻译实践中的应然问题, 而译介学并不以指导翻译实践为目的, 它是在接受翻译行为的实然结果、摆脱对译作的好坏判断的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传统的翻译研究多注重对如何译的探讨, 而译介学关注的则不是应该如何转换, 而是文学经由翻译转换之后产生了何种变化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 进而揭示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文化实践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译介学也不同于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 后者重视文学现象而不是翻译问题。从学科史角度来看, 译介学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域, 更是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在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的结合方面, 王宁是成果卓著的学者, 也是当代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好声音”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一直站在文化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前沿, 一方面进行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 另一方面也进行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和翻译现象的跨学科阐释。《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 (2014) 是其近期的成果之一, 该著从翻译的视角考察文学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 从世界文学、民族文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功能, 从信息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内涵, 从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中去重新认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王宁的跨学科翻译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国际性, 同时也体现出较强的功能性, 对认识翻译的跨文化阐释本质, 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积极参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话语构建, 推动翻译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作用, 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随着学科的发展, 我国翻译学者通过跨域研究进行理论构建的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学者们更加努力地进行着跨学科探索, 相关理论著述不断, 如:《翻译思维学》 (2004) 、《翻译美学》 (2005) 、《翻译美学导论》 (2005) 、《文化翻译学》 (2007) 、《翻译认知心理学》 (2008) 、《翻译生态学》 (2009) 、《翻译地理学》 (2010) 、《生态翻译学》 (2013) 、《翻译经济学》 (2014) 、《翻译诗学》 (2015) 等著述陆续出版。其中, 胡庚申基于其《翻译适应与选择论》 (2004) 而发展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以之为理论框架开展研究。虽然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如王宏, 2011;张立峰、金文宁, 2012;陈水平, 2014;张小丽, 2015) , 但作为原创理论, 生态翻译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的积极探索。

(四) 学科分支领域的理论研究

学科内分化也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 它是学科基本概念范畴化, 研究领域深化和细化的必然结果。近30年来, 翻译研究分化发展的趋势加深,学者们在翻译学各分支领域取得的理论成果堪称丰富。

文学翻译在很长的时期里都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 相关研究可谓积淀最深。在过去的30年里, 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对文学翻译的研究, 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理论专著, 如《文学翻译原理》 (1987) 、《文学翻译学》 (2000)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 (2001)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 (2001)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 (2002)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2005) 等, 从各种角度讨论了文学翻译的基本原理、哲学基础, 及其所涉的语言、文化、意境、情感、审美等问题。

在众多的文学翻译学者中, 许渊冲是成就不凡的一位, 不仅因为他获得了“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还因为他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学翻译理论。他出版了《文学与翻译》 (2003) 等多部专著, 发表了《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 (1993) 等一系列论文阐述其翻译思想, 构建了极具特色的“美化之艺术, 优势似竞赛”理论, 即“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翻译艺术”、“发挥译语优势论”、“三似论”以及“竞赛论”等。许渊冲的译论承继了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古典美学思想, 以主观感悟的方式表达了颇具现代色彩的翻译思想, 突破了“原文中心主义”观点, 提高了译者作为创造者的地位, 其“发挥译语优势超越原文”、“以创补失”等观点革新了人们对翻译忠实的传统认识。

近30年也是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异军突起”的一段时期。随着翻译行业的勃兴, 非文学翻译实践活动越来越多, 应用翻译研究随之在法律、旅游、商贸、科技等多领域展开。《科技翻译实用文体》 (1989) 、《法窗译话》 (1992) 、《翻译变体研究》 (2000) 、《变译理论》 (2002) 、《科普与科幻翻译》 (2004) 、《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 (2004) 等分别出版, 展现出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2003年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召开, 应用翻译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研究领域。《科学翻译学》 (2004) 初步显示出应用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理论形态。2013年出版的《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和《应用翻译学》分别从翻译基本性质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出发建构了应用翻译理论体系, 设计了研究路线图, 系统地论述了应用翻译学的性质地位、理论来源、研究现状和体系构成。方梦之 (2015) 的《应用翻译研究》汇集了《上海翻译》创刊以来发表的优秀理论成果, 呈现了应用翻译研究从理论意识萌芽到逐渐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另外, 冯志伟以其《自动翻译》 (1987) 、《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 (1995) 和《机器翻译研究》 (2004) 不断引领着我国机器翻译研究的理论发展。

翻译批评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译学领域之一。1992年, 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面世, 这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 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翻译批评理论著作之一, 比法国学者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的专著《翻译批评:约翰·唐》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 1995) 还早三年。该书从翻译的本质出发, 构建了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框架, “在探索合理、科学、公允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上, 走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 (王克非, 1994:33) , 把我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殿中, 1993:55) 。之后又有《翻译批评论》 (1999) 、《翻译与批评》 (1999) 、《翻译批评导论》 (2005)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2006) 、《翻译批评新思路:中西比较语境下的文化翻译批评》 (2006)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2006) 、《文学翻译批评学》 (2006) 、《科学翻译批评导论》 (2006)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 (2007) 、《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从文学批评到翻译教学》 (2009) 、《翻译批评学引论》 (2009) 、《翻译批评模式研究》 (2010)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 (2014) 、《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 (2014) 、《翻译批评研究》 (2015) 等翻译批评理论著作问世, 推进了我国翻译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建构。过去30年间, 还有不少富有理论深度的翻译批评研究论文发表, 刘云虹、许钧 (2015) 主编的《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就是对这一类型理论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过去的30年里, 我国的翻译研究大体形成了一种立足中国实际, 借鉴外国译论, 以学科建设为中心, 吸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 走向原创和独创的多元开放的发展形态。相关成果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 国际译学界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国内出版的译学理论著述的评介, 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限于篇幅, 笔者还有许多方面 (如方法论、翻译教学、口译研究等) 未能述及,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但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致状况:学者们拓展视野, 升华目标, 坚持进行理论建构方法的批判性反思, 理论话题多元分化, 理论关切点发生过多次转移和变化, 理论的现实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功能也不断增强, 这些都使以翻译理论为核心和主要标志的翻译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未来之路

当前, 翻译学进入了新的建设阶段, 它将和其他学科一道承担起建设“理论中的中国”的历史使命, 翻译学者需和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 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习近平, 2016) 的思路谋求自身的理论发展。在此, 笔者结合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对我们翻译理论的未来发展路径探讨如下:

(一) 重视学科功能

过去的30年见证了翻译学获得学科独立的过程, 在学科始创阶段, 我们的理论研究主要为获取学科身份服务, “翻译可否为学”、“何为翻译学”等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学科身份的一种证明和宣示, 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建构一个合理的、广受认同的、包容性的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工作。当学科获得独立之后, 学科体系得到确认, 学科知识结构趋向稳定, “翻译学何为”的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起来, 译学理论研究面临重心调整。

翻译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翻译学学科体系的开放性和人们对翻译学学科体系认识的发展性, 但这与译学基本结构的稳定性并不矛盾。过去的30年里, 翻译研究发生了巨变, 理论和方法日趋多元。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超越了过去译者对自己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体悟, 引领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化和学科化之路。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将个体性翻译工作过程和社会化翻译传播过程全部纳入其中, 既揭示译中阶段语言符号转换的规律性特征, 也揭示译前和译后介入原文选择、译本传播与读者接受的各种文化因素, 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研究对象。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则将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与译者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联系起来, 将研究关注点由翻译客体的静态结构导向翻译主体的思维变化, 从而将对外在他者的描写和对内在自我的探索结合在了一起。翻译学的研究进路、研究重心一直在变化, 但任何一次变化都不构成对已有范式的否定, 而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超越。霍姆斯、谭载喜等构建的译学体系依然富有解释力, 学科结构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动, 而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和研究范畴的深化不断获得了丰富和发展。

当学科体系建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何在?笔者认为, 进入新的阶段, 如何丰富学科的内涵、发挥翻译学的社会功能应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者重点思考的内容。不管如何强调其科学性和客观性, 翻译学理论都不可能超越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必须回应人类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 尊重价值观念差异和文化立场差异的事实。我们应该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学科发展的背景, 力求生产出为翻译发展服务, 同时反哺其他学科的译学理论。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 回应时代的呼唤,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 (习近平, 2016) 。当代中国正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实施着“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 无论是讲述中国故事还是解决世界问题, 阐发中国文化还是建设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需要中国声音的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提升中国表达的有效性, 服务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 这就是时代赋予翻译学独特而重要的使命, 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开展的研究和实践也构成了当前译学理论创新最强劲的动力。我们的理论研究应尽快从建立学科向承担学科社会责任的观念转型, 致力于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服务。

(二) 拓展理论资源

进入新时期之后, 翻译学正朝成熟的学科迈进, 而“一个学科如果称得上‘成熟’, 至少在理论上解决了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 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 (陈思和, 2008:155) 。以此为标准, 翻译基本理论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理论发展离不开理论资源。中西会通、古今互鉴、多元融合是译学理论发展思路, 这意味着译学理论发展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资源:国外译论、中国传统译论、相关学科的理论、翻译史、当今翻译现实等。过去, 我们曾存在太依赖西方译论的情况, 现在, 译学理论研究又呈现出发展缓慢的趋势。反思之下, 不难发现这都反映出我们在理论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问题, 这无疑是新时期译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 论从“实”出, 变化中的翻译现实是译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职业化时代翻译活动所涉的主客体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描写和解释新的翻译现象, 较为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翻译的本质和规律, 只能依靠翻译学者。探索翻译基本问题, 不能寄望于外来的力量, 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只能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却不可能替代对翻译现象的描写和对翻译事实的发现,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翻译自身的问题。令人高兴的是, 已有不少学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他们从各种角度关注既有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的问题和现象, 如穆雷、滕梅、黄立波等对翻译政策的研究, 崔启亮、王少爽、王华树等对翻译技术发展和翻译行业管理的关注等。

其次, 论从“论”出, 译学基本理论研究要充分利用好中国传统译论这一资源。继续学习和借鉴外国理论是译学应有之义, 而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也是译学界的普遍共识。陈福康 (2000) 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王宏印 (2003) 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朱志瑜和朱晓晨 (2006) 的《中国佛籍译论选集评注》、张思洁 (2006) 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张佩瑶 (Cheung, 2006;2017) 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吴志杰(2009) 的《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等对传统译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评注、阐释和体系分析。但相对而言, 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还十分不足。重视传统译论, 是为了使之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我们可做的工作有很多, 如:1) 从传统译论中汲取思想, 用现代理论话语重释原来的理论;2) 对传统译论进行类别划分, 使之对应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翻译基本问题, 整合同类、补充缺项, 建构原本隐含的体系;3) 在传统译论基础上拓展, 使之边界延伸向新的领域, 扩大其解释范围;4) 寻求某种框架将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融合在一起, 以产生新的理论, 解释新的翻译现实。

另外, 论从“史”出, 翻译学还需充分发挥好翻译史的理论建构功能。过去的30年间, 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丰富, 有数十部翻译史著作问世, 其中不乏荦荦大者。目前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历史上有哪些翻译事件、翻译主体、翻译产品以及翻译思想, 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是如何存在的, 翻译形态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具体翻译事件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具体翻译活动中各要素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 具体翻译活动与翻译事件是如何影响相应的历史发展进程的, 以及历史上翻译为何如此存在, 翻译形态、翻译对象、翻译主体、翻译思想的历时变化有何规律, 这些规律反映出翻译的何种本质等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就是为翻译基本理论的建构提供史学资料。这些基础研究做好了, 译学基本理论的面目也将变得更为清晰。

(三) 革新本体观念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够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 1963:9) 。对于学科而言, 学科本体就是学科之为学科的根本。翻译理论研究的存在必要性和发展可能性都应从其本体存在来理解和把握。

跨学科研究对于翻译理论发展的作用巨大, 但其与译学本体的关系却是一个令不少学者担心的问题。过去的30年里, 我国翻译研究跨界“转向”频现, 为译学带来活力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学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批判, 认为文化翻译研究脱离了翻译本体, 消解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 将翻译研究引向了歧路。毫无疑问, 这种批评具有很好的学科发展意义, 它反映了学者们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对本体的坚守, 体现了学者们意在“拨乱反正”以维护学科健康发展的责任感。而另一方面, 它也容易产生“画地为牢”的导向, 将翻译研究的主流对象限定为语言转换, 轻视非语言层面研究的学科价值, 从而束缚研究空间的拓展。

作为对跨学科研究与译学本体之间关系问题的回答, 方梦之 (2006) 提出了译学体系“一体三环论”。该论是我国学者独创的译学理论之一, 呈现了一个以本体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译学结构, 其一体就是译学本体, 三环就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外围学科的三个不同层次, 它形象地勾画了多学科途径翻译研究所构成的内外结合的译学体系。该论的提出强化了翻译研究的学科疆域概念, 对于一些研究者热衷跟风、动辄“转向”,以至迷失学科目标的做法起到了很重要的反拨作用, 在译学界产生了良好而强烈的反响。方梦之在充分肯定语言学翻译研究、交叉学科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翻译研究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 还明确呼吁要以开放的态度看待译学本体, 认为“本体的壮大有赖于外围学科直接注入新概念、新思想” (2006:2) 。

学科本体会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变化, 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断地发展, 正如杨自俭 (2008:1) 所说, “我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是永远达不到极限的, 只能是渐渐地靠近, 其认识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变换参照系, 先是原文作者、原作、翻译标准, 后是译者、译文读者、译语文化等”。基于对不同维度的翻译本质的认识, 翻译研究衍生出不同的研究领域, 只承认某一向度研究的本体地位, 或者将某一类研究定为学科的中心, 其实质是给不同途径的翻译研究进行等级排序。译学本体需要发展, 过于保守的认识则意味着学科体制将走向固化。

“跨”是翻译最突出的特征: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时空等。翻译的跨维属性决定了翻译学多向度研究的必要性, 不同向度研究并无内外之别;翻译现象的复杂性也呼唤着翻译理论的多元发展, 不同学科途径的理论成果也无价值大小之分。译学领域的扩大不只是单一维度研究的线性发展,也不仅表现为不同性质研究的二维面积的增加, 它更是多途径、多学科、多性质研究的多维空间的延展。僵化本体观念, 人为地划分研究的“正统”与“旁门”, 这对于一门开放的综合性学科而言是不利的。尊重学科本体的发展性, 认同不同类型、不同途径的翻译研究的平等地位, 这样才能真正消解翻译研究中的“语言中心主义” (王宁, [8]) ,为理论的多元发展创造条件。

(四) 强化学派意识

学科分支领域的形成是学科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它需要代表性论著和代表性学者, 还需要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明确的研究对象。过去的30年里, 译界学者在深化已知领域的研究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近年来常有冠以“某某译学/译论”的著作出版, 它们结构完整、体例宏大,呈现了新的理论概念和命题, 完全符合分支学科理论的形式特征。但有的论著不明确其讨论的对象范围, 不解释特定类别的翻译现象, 也不回答具体领域的翻译问题, 因而有“译学”之名而难得其实。还有的学者在出版了“A译学”之后, 没有引领出从事A领域研究的学术队伍, 又投身于“B译学”的创作之中, 因而尽管译学界有不少标志“新领域”诞生的论著, 却并没有形成相应数量的分支领域。

当前译学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亟需强化学派意识, 即明确自身研究对象范围、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培养稳定的学术队伍。领域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是用某个概念与翻译学结合在一起, 再解释一下两者的关联就一劳永逸了。强化学派意识, 要消除抢占学术“山头”的想法, 出版了以译学分支为名的论著并不等于创立了该学科分支。翻译学是开放的, 但不是可以随意派生的学科体系, 建构分支学科理论始终要面对来自社会实践的挑战。领域的形成必须基于新对象、新问题和新方法的出现, 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观点放大成一门学问。面对新的“译学”论著, 我们有必要追问, 此“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新提出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已有学说的超越或补充?它是否研究了别的“学”没有关注的对象?是否回答了别的理论没有回答的问题?

杨晓荣曾指出我国翻译研究没有流派的问题, 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不善于理论提炼”,缺乏“清晰的概念体系” (2004:39) 。应该说, 现在我国翻译学者越来越重视理论的体系化了, 但对“体系化”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误解。目前以“译学”命名的大部头论著已然不少, 但产生重大影响的简单而朴素的理论却并不多, 这说明了不少学者热衷以“大理论”为目标, 忽视中观和微观层次理论的建构。实际上, 翻译学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理论组成的有机整体, 它们是具体的翻译思想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问题上的表现和运用, 在翻译学的总体理论体系中各得其所、相互补充, 共同为学科发展服务。并非只有宏观层次的理论才符合理论的特征, 建构体系化的理论也并不要求理论结构的庞大复杂, 研究者就某个具体的问题提出的、以命题的形式表达的理论观点, 只要概念清晰、要素齐全、逻辑自洽、叙述完整, 也就满足了理论的体系性要求。

翻译学既需要侧重结构分析和类型划分的宏大理论, 也需要关注具体现象、解答实际问题的微观理论。片面追求体系之大, 过于贬低微观理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会误导我们的理论研究, 使之陷入凌空蹈虚的境地, 生产出大而无当的理论, 构建出脱离实际的体系。如果不致力于解释和解决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这种“体系化”将失去应有的学术价值。因而推进分支领域的理论研究需要调整观念, 让体系化归位为理论构建的要求, 而不是僭越为理论建构的目标。

三、结语

从1987年到2017年, 当年激情满怀倡导建立学科的青年早已鬓染白霜, 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研精阐微躬身垂范, 为翻译学的各项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翻译学才得以有今天方兴未艾的局面。现在, 国家发展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翻译人才培养和理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我们的学科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还亟待提高, 译学理论发展水平与时代的要求尚有较大的距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 我们需要走出学习多于创新、演绎多于归纳、批判多于建设的理论发展模式, 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 从注重运用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翻译现实转向关注当前中国社会实践中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问题, 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如何推动当代中国建设, 以及信息化趋势下翻译如何推动当下人类的精神构建, 深化对事实领域和普遍规律领域的研究, 同时加强对价值领域的研究, 以“理论中的翻译研究”为人类知识创新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博导，云山杰出学者，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原文刊于《中国翻译》2018年第1期，侵删。